亲爱的：与其凌空蹈虚，不如踏实笨拙——广州礼仪公司

        在儿童失踪案渐渐成为社会难解之题时，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，要做的是揭示这种残酷，还是通过现实中的痛来激起人们的恨？我以为两者都不算是高明，陈可辛巧妙地选择了通过残酷和荒谬的场景再现，来反映一种悲剧的形成过程。他还将悲剧变成双重模式展现在银幕上，以此来深化悲剧的不可抗以及围绕着悲剧行走的人类的弱小和无助。

        黄渤和郝蕾饰演的年轻离异夫妇， 因孩子失踪，踏上了艰难的寻子之路。在中国，寻子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失踪孩子父母与拐骗儿童罪犯之间的较量，这里还有更多颇具中国特色的人和人之间的角逐、对抗和互助等等。

        从城中村网吧老板变成专业寻子的男人，黄渤给这一角色注入了人性的力量。没有一点偏执和蛮力，也没法在如此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坚持下来，更没法在这过程中保持心态的平和和精神的不崩溃。寻子信息一旦发出，如果仅仅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，那还只能算是绝望的初级阶段，寻子的父亲还要面临大量繁杂虚假欺骗信息，以此他不得不走上情愿被骗、一骗再骗的寻子之路。他在火车站与骗子斗智斗勇，最后逃跑跳入河水中，那种生的压迫和死的诱惑瞬间扑面而来，这是导演强化悲剧力量时最有力的一次展示。

        在《亲爱的》这种家庭悲剧、亲子之痛的电影中，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对于“哭”的展示。一方面，得体地展示人物的哭是该类型片深化主题的必选动作；另一方面，编导对于“哭”的任何一次强调、摄像师对于“哭”的每一次特写和刻画，都会对观众形成一次考验，没有铺垫的唐突之哭和过于频密的哭都会形成审美疲劳。

        虽然在《亲爱的》中黄渤和赵薇的几次哭，对影片形成了有效的煽动性，但到了张译最后放弃寻子，独自灯下悲伤流泪，多少已经变成了狗尾续貂。也许问题不是出在张译的演绎是否精彩上，而是这种过于紧张、密集的哭戏在节奏上已经令观众没了想法。

        只能理解这是陈可辛在跳跃式地选择了一条双重悲剧线索的同时，又折中地以笨拙的方式，对这样一个现实中活生生发生过的悲剧完成了描述和展示。

        赵薇饰演的拐骗儿童的罪犯家属，是失踪儿童悲剧中的第二重悲剧。她丈夫在深圳打工，拐骗了黄渤夫妇的孩子回到老家，还在工地捡了一个弃婴。赵薇作为一个被告知生不出小家伙的妈妈，来抚育这两个孩子。赵薇多年养育，让这个被拐骗来的小孩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庭一员。随着黄渤夫妇寻子成功，赵薇家庭已经濒于崩溃，丈夫死于肝癌，两个孩子一个被证实系亲生父母所失，按法律程序归还亲生父母，一个无法有效证明其来历，被移交给了社会福利院。赵薇变成了瞬间失去两个孩子的可怜母亲，于是她要从老家来到深圳，完成她命中的寻子过程。

        这种在故事中交叉进而更换主人公的叙事策略，容易让观众犯难：为什么作为主线的黄渤，会变成另一条主线的赵薇？这当然悖反了传统电影的叙事方式，但某种程度上，这样一个再度寻子的线索，可能才是悲剧故事中真正打动编导的要旨。只是作为影像系统来说，这样的展示会形成障碍，可能会成为编导吃力不讨好的地方之一。

        不管是电影的表现手法，还是展示的内容，香港导演陈可辛都一反常态地用一种近似笨拙的方式来表达，这种接地气的方式不同于他在《甜蜜蜜》中的文艺，《投名状》、《十月围城》中的雄心壮志。华语电影与其在凌空蹈虚的气氛中杀得头破血流，却又一次次不得要领，不如像陈可辛这样，用笨拙的方式来讲讲真正能首先打动自己的朴实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