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当好“公知”就得对自己狠点

　　甘地被称为印度国父，在其政治生涯中，他深入基层发动民众、组织民众、引导公众舆论、带领民众参与公共事件，几乎做了当今很多“公共知识分子”分工而做的每一件事，说他是现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祖师爷并不为过。那么，为何当今中国的“公知”名声扫地，而甘地这位印度“公知”的道德光环依然熠熠生辉？

　　甘地早年在英国读法律，并拿到了宗主国颁发的律师资格证。回到印度的甘地最初崇尚英式生活，讲究显身份、摆阔气。但随着他逐渐放弃个人律师业务，转而专注公共事务，并最终成为公共知识分子、投身公民社会运动，甘地的个人生活方式发生转变。因为经费完全需要别人提供，他彻底抛弃了在英国养成的洋派生活，住处简陋，打扮朴实，素食越来越严格;他不为自己配汽车和司机，到外地去也像普通民众一样坐三等车厢。他后来还为自己年轻时沉湎于婚内性欲而悔过，最终选择了禁欲。这一切都成为甘地道德形象的组成部分，这种道德形象是他成为伟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甘地出生于1869年，比他早31年的1838年，中国山东诞生了一位奇人—武训。武训不能算公共知识分子，因为他没文化，但武训终身只从事一项公共事务：乞讨办学。同甘地一样，为了让别人赞助自己的公共事业，武训以极严苛的方式对待自己。他从来不吃新做的饭菜，只吃别人吃剩的饭菜。除了皇帝赏赐的黄马褂，武训一生没穿过新衣服，身上全是自己打的补丁。为了不把别人的钱用在自己身上，武训甚至没有娶妻生子。武训没文化，不识字，但他以一个普通人极为朴实的态度，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道德形象。

　　甘地和武训有很多不同，但两人在某一点上极为相似：因为要从事公共事务，他们需要向社会集资，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。为了让人们相信他们对于公共事务是真诚和没有任何私心的，他们都对自己极为严苛。道德成为他们最强大的、所向无敌的力量。那么，他们的行为原则对于今天还有意义吗？

　　为公众服务是当今很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信誓旦旦的承诺，更有一些人借助公共服务的名义向社会集资。不过，当今中国这些以公共名义接受捐助的活动家们，例如以慈善为名义的各种私人集资者，你们用什么来保证自己的纯洁、清白？你们对于维护道德形象做了多少努力？

　　当然，现在已经不是武训和甘地的时代，信任不再只靠个人道德形象，信任的对象也变成了“基金会”之类的机构。以公益名义声名鹊起的名人们爱吃便吃、爱玩便玩、爱土豪便土豪，只要非人化的机构账目清楚即可。但即便账目清楚，它能取代道德吗？当一个人时时处处表现出私欲和私利，却口口声声为大众、为苍生，那他怎样才能在人们心目中真正树立起信任？

　　当“公知”不是既挣钱又愉快的事，当公知必然是一种牺牲和付出，要对自己狠点，由此才会受人尊敬。如果你们嘴里念叨着甘地的名言，言行举止上看不到甘地的一点影子，你们如何让人相信？你们的可信任度远远不如武训这个没文化、不识字的乞丐。